武汉的配资公司全球货币政策凸显结构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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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从发达国家开始蔓延的货币超发以及“负利率”政策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反而使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为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武汉的配资公司。在全球货币政策和金融周期大分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其背后的结构性难题,以及如何尽量规避货币政策溢出效武汉的配资公司应以及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困境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伤害,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

  全球QE规模水平史上最高

  近几个月以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新一轮上涨,似乎沉寂了几年的大宗商品市场,以及黄金等避险资产获得了国际资本的高度青睐,新一轮资本流入卷土重来。大宗商品价格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再度出现大幅上升。今年以来,彭博商品指数显示投资者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投资已逾500亿美元,为7年以来每年2月至7月的最高水平,总回报率逾14%。英国“退欧”,美联储暂缓加息,也进一步推升了黄金的避险保值功能。2016年初至今,黄金价格上涨接近30%。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WTI原油期货价格,从今年1月份低点的27.5美元/桶升至目前的43美元/桶,涨幅高达56%。

  “负利率”是当前全球金融格局的一大显著特征。由于货币宽松政策边际效应越来越小,为刺激经济,遏制通缩,推动本币贬值,自2014年开始,全球各国央行开启了几轮负利率政策,负利率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压低了全球整体的利率水平。

  “负利率”几乎是在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失效之后的“无奈之举”。美国从次贷危机后开始实施QE,随后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也逐步采取QE政策并扩大QE规模。英国央行在公投退欧后重启了QE,当前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仍在每月购买债券资产,释放流动性使得全球QE规模水平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从最早实施的负利率国家丹麦算起,至今中央银行采取了负利率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23.1%,其中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覆盖地区GDP占比达21%。全球负收益率国债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比2015年的5.5万亿美元翻了两倍还多,而2014年年中几乎还没有负收益率债券。这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债券规模和增长速度都很快。在存量全球主权债券中,名义利率为负的比重达到30%,名义利率介于0%-1%低利率区间的比重为35%。

  进入2016年,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扩大,负利率程度在增加,其覆盖范围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进一步扩展到银行间市场和国债市场,而且更多的国家还在酝酿减息,或者执行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

  负利率政策的风险传导

  结构性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则是长期趋势性的。在表现形式上,负利率政策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的零下线限制,给予了货币政策更大的发挥空间。在政策目标上,负利率一方面增加了持有存款成本,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能促使金融机构将过剩资金投放市场,鼓励投资、信贷和消费;另一方面压低汇率,利于增加出口。然而,这种政策实践的负面冲击已经开始进一步显露。

  在负利率时代,安全资产供不应求,这就是所谓的全球“资产荒”。今年年初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催化剂是负利率下银行的净息差减少, 盈利能力持续下降, 欧洲银行业股票重挫。包括德意志、法兴、瑞信以及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多个金融机构信用违约掉期CDS大幅上涨,信用风险攀升。一些垃圾债券以及新兴市场债券都受到追捧。根据美国美林银行的统计,截至7月末,新兴市场债券基金在过去5周净流入166亿美元,这是两年来维持最长时间的净流入。这是因为新兴经济体相对发达经济体利率普遍偏高,可以获得一定的利差回报。

  全球这场负利率货币实验看起来是非常规的宽松政策,然而,实际上银行的信贷紧缩风险却未得到根本解除,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长期结构性影响决不能忽视。

  首先,从弗里德曼法则角度看,负利率政策绝非最优。因为在名义利率为负的情况下,相比以定期存款等财富形式,持有货币会带来额外收益,个体会过多地持有货币。虽然负利率政策在理论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银行放贷,降低融资成本,促进消费与投资。但事实上,银行的信贷是否扩张取决于银行放贷意愿、市场经济的需求、市场的信心、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负利率也根本解决不了“流动性陷阱”问题。

  其次,负利率政策长期供给廉价资金,将大大增加了资产泡沫和投机风险,进一步推升债务压力。比如,欧洲央行的LTRO带来了低成本的资金,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通过套利交易获利。一方面,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银行剩余资金可转向投资资产投报率较高的高风险领域,或是从事较高风险资本操作来实现短期的资本利得。

  在负利率时代,安全资产供不应求,这就是所谓的“资产荒”。国际油价反弹,黄金等避险资产在利率下滑的时代备受欢迎。今年来,投资者对大宗商品的投资已逾500亿美元,为7年以来每年2月至7月最高水平。上半年,大宗商品市场表现优于全球债市与股市。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债券成为银行可抵押品的重要部分,成为金融机构趋之若鹜的投资品,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债券供给的增加,从而推升了整体债务水平和债券购买规模。随着“抵押品资产”的稀缺,导致长债的流动性急剧下降。

  第三,负利率政策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以及通货紧缩的双重压力下产生的,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资本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因此,如果负利率政策持续下去,还将通过实体投资回报率的下滑降低长期实际利率水平,并导致名义利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的“负向循环”。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数据,2008 年以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以人均产出来代表)增速均在放缓,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甚至滑落到上世纪80 年代的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其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2007-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2007年间1.4%的水平。

  负利率政策给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在长期债券购买和低利率政策刺激下,全球劳动生产率却增长缓慢,表现为金融对实体的“挤出效应”,市场表现为信贷过度宽松,使得资源转移到更为低效的部门中,负的产出缺口难以有效弥合,生产率降低将会持续。根据测算,在2008-2013年,经历金融繁荣和萧条周期的发达经济体年均损失了0.5个百分点的生产率,而这一损耗很可能是难以短期恢复的。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全文见《华夏时报》官网)

(责任编辑:张功成 HN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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